作者：王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生育状况是决定人口更新能力与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期，随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下降，直至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2013年以来，随着单独两孩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总和生育率呈现回升趋势。2022年以来，我国人口再次出现负增长。与生育率的人口统计含义相比，出生人口规模更加直观地反映了人口变动趋势的社会经济含义。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规模在经历上升阶段以后呈现稳定下降趋势，这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论，对未来出生人口规模也产生了担忧和乐观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面临的挑战。根据稳定人口理论，更替水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口平衡点。在封闭人口系统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意味着总人口必然增长，人口更新能力与活力不断增加，反之则总人口将不断减少，人口更新能力与活力也会随之下降。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动趋势来看，要在短期内实现稳定到更替水平附近的适度生育水平任务较为艰巨。一是婚恋观念呈现多元化。根据2023年在多个省市开展的育龄女性婚育观念调查，绝大多数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为2个，但年轻队列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处于下降趋势。另外，传统婚育观念面临挑战，社会对终身不婚、终身不育及婚前同居、同性恋等婚恋形式的包容性不断增强，接受度普遍提高。二是结婚难问题凸显。择偶难和结婚的经济成本高始终是困扰青年群体的重要问题。随着之前出生性别比升高后果的不断显现、受教育年限大幅增加和青年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加快，我国大龄未婚人口、终身未婚人口呈稳定增长趋势。从15岁—49岁人口比例看，2020年全国未婚男性人口数量明显多于未婚女性人口数量；2020年50岁及以上未婚人口数量为830.5万人，男性终身未婚率为3.11%；乡村大龄未婚男性择偶问题突出，城市大龄未婚女性数量快速增长。三是养育成本问题突出。育龄女性婚育观念调查数据显示，约有超过半数的育龄妇女认为生育政策对提高生育水平有帮助。在生育支持政策的偏好方面，城市育龄女性最偏好经济支持，其次是就业支持和子女教育支持。不同代际女性对支持政策具体措施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支持方面，不同代际女性最偏好直接提供生育津贴。

　　深入把握新时代人口变动规律。人口的基础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特征决定了人口战略规划要具有前瞻性。从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必须在深入理解新时代人口变动规律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同时，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首先，正确认识人口发展新常态。对于人口问题的理解历来存在“人口”与“人手”、短期与长期的争论。从资源的角度看，人口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因此，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性因素。从负担的角度看，相对过剩人口是社会矛盾和经济安全的潜在风险来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围绕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形成了基本的经济社会形态，习惯于各种增长状态的发展战略与突出矛盾的应对策略。在人口负增长的条件下，我国面临人口整体活力下降的突出矛盾，迫切需要全社会在“人口”与“人手”、短期与长期的争论中达成共识。要充分认识从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代信息社会的重大转变，深入理解新国情与新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重新认识并加快构建与新型婚育文化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机制。

　　其次，努力探索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实现路径。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和不可逆性决定了人口政策与战略的系统性与长期性。从人口科学研究的角度看，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平衡过程是在人口快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的，而第二次人口转变从开始到重新建立新的平衡过程并不清楚，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尽管对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加速负增长停止或重新建立系统平衡的过程、原理和机制并不清楚，但可以预见的是，针对人口基础变动的客观规律建立新的平衡或平稳系统是非常迫切的。因此，需要做好长期、持续努力的准备，尽快改变人口基础变动过快的趋势，从而完成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调整，避免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积累和不可预见。

　　总之，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转变是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环境持续影响的结果，系统性转变必然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学应对，尽快形成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和新路径。